1月27日，为实施前此在瓦窑堡会议决定的1936年第一步东渡黄河、进攻山西的作战计划，中央军委下令第15军团先期北上，开往甘谷驿与延长之间的张家渠。次日，第1军团在甘泉以东之临真镇也举行抗日讨贼誓师大会，第二天全军亦遵命北移延长地区。至此，彭德怀也必须带领原在甘泉附近麻子街的方面军司令部向北移动。29日彭德怀抵达临真镇，30日赶到延长，其与王以哲见面之事自然不了了之。

　　但红军是否应当东渡，东渡目的应以何者为主，也就是说，当前形势下红军作战究竟是应当以巩固和发展陕北苏区为中心任务，还是应当以“打通苏联”为中心任务，这一点已经在中共领导层产生了争论。特别是在红军主力南下迫使张学良放弃剿共，转而求和，红军与东北军之间的统战工作正在取得重要成效之际，彭德怀深感“立刻东渡，致压力一失，恐国防政府立刻实现之机会也立时失去”。况且在张学良东北军事实上已经与红军停战的情况下，“巩固的向四周发展，很容易扩大现有之苏区人口一倍，并取得与陕东南与外蒙直接的联络，对全国革命领导有极大意义”，而冒险东渡，不仅回防困难，新根据地建立也未必容易，甚至现有根据地也有重新变为游击区的可能。

　　考虑到以上种种因素，彭德怀等人明确认为目前战略方针“是错误的”，它不仅带有“冒险成分”，而且可能“走到离开苏区的危险”，因而纷纷致电中共中央，请求“重新考虑”。还在24日和26日，彭德怀就接连两次打电报给中共中央，提出陕北东临黄河，北靠沙漠，西面人烟稀少，国民党不易形成对红军的围剿局面，因而是红军活动的好后方，应该全力巩固并发展之。而“向东有与陕北苏区一时隔绝可能，阎张联合压迫我军于察晋边境，则我有过早与日帝接触之不利。同时在客观上缓和了国民党内部某些冲突，并可取得日帝对国民党的暂时的部分的让步，来共同对付我们”。他认为：“目前应以不放松威胁张学良，帮助目前交涉的顺利进行，并继续巩固与扩大南面阵线，以主要力量向北发展，恢复神木、府谷、榆林、横山苏区。”东渡只应在宜川、延长、延川、绥德一线渡河容易，阎军防范不严时才是应当的，而其目的也只应限于“求得消灭晋军之一部，调回孙楚、李生达部这一战略上的佯攻”。

　　究竟如何考虑东征问题，一个月来一直是军队高级领导人议论的话题。好在中共中央在最初考虑1936年军事方针时，并不是单纯从“打通苏联”这一点考虑的。东征也好，“打通苏联”也好，说到底其实都是同红军的生存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不过是解决红军生存和发展问题的具体手段而已，其本身并不是目的。之所以这样考虑问题，无疑是因为中共中央早已看出，陕北虽可以立足，但从眼前利益考虑，若得不到更好的地境，粮食及兵源都不能解决；从长远利益着想，若要依靠这一地区贫瘠的物质和兵源条件，红军未来进一步的发展壮大势必要受到严重限制。而若要从对日战争和更大规模地与国民党军作战的前途考虑，红军就更得设法解决较先进的技术手段和较可靠的后勤补给问题，打通苏联是必然的选择。

　　可是，要依靠陕北向北去连接外蒙，则必然要经甘北而入宁夏，结果是越向北，人越稀、粮越少。再加上宁夏地区少数民族甚多，往往围寨而居，攻取不易，这更是红军作战之大忌。因此，要解决红军所面临的种种困难，无论从长远还是从眼前的角度考虑，这时最可取的就是向东去山西这条路。一来山西为地方军阀所把守，好打；二来山西物质条件较好，红军可以很快地在粮食和兵源方面得到补充；三来山西既靠近绥远，可接近外蒙，又靠近正受到日本严重威胁的河北平津地区，不仅便于转进绥远，接通外蒙、苏联，而且在政治上更师出有名。

　　故中共中央很快即复电彭德怀，坚持东征作战计划。电报称，常委考虑过你的意见，认为：甲、　向北是没有出路的作战，要单纯地打堡垒，则粮食亦无办法；乙、　张学良如有同我们联合解决陕境内蒋介石部队的决心，并愿划渭水以北地区给我们，则我们自可不过黄河，而以对蒋作战为目标，但此可能我们认为很少的；丙、　除此则只有取得阎锡山为对手，基本的作战方针取稳扎稳打，依据黄河发展，并以调动孙楚，求得陕北残敌的肃清。

　　不过，对前此以打通苏联为中心任务的军事方针表示不同意见的，已不仅仅是彭德怀等在前线的军事领导人和陕西地方党的干部，中共中央内部许多人这时也开始持怀疑态度。最先主张打通国际路线的张闻天这时明确认为：打通苏联，接取援助，改善红军之技术条件，固然十分重要。但若此举影响到根据地的巩固，则可能适得其反。“长征经验证明，主力红军长期没有根据地时，使我们发生极大困难”。“因之，将保卫与扩大、巩固根据地放在战略计划之第二项，是不适当的”。曾经力主应以打通苏联为中心任务的周恩来等，这时固然不同意将“打通苏联”解释为单纯的技术条件之取得，强调“打通苏联我们认为不是一个单独的技术问题，这包含着整个党的政治任务及战略总方针之实现问题”，但他们也认为：就目前阶段而言，“扩大红军、扩大苏区与游击区，更成为急迫万分的事”。

　　李德这时的态度更明确。他直接上书中共中央，认为在现有力量对比情况下，进一步向山西挺进本身就带有冒险性质，而把靠近外蒙、同苏联联系当做主要战略目标，就更是错误，因此“应当从我们的战略计划中取消向绥远先机接近外蒙的条文”。苏日“战争未发生以前，在我们这方面应当避免能够引起苏—日冲突的行动”，“没有到绥远去的必要，没有必要接近外蒙古”。

　　由于党内、军内有这样多的不同意见，毛泽东在1月31日于延长召开的军事会议上没有能够说服与会者支持原定向绥远转进的第三步计划。当然，与会者同意不改变原定之第二步计划，即继续实行东征，以便解决兵源、粮食不足的困难，同时扩大苏区到更好些的地境。但与会者强调1936年的军事方针仅仅为扩大苏区和红军，全部作战着重于巩固的发展，反对冒进与脱离现有根据地的危险。正因为如此，与会者明确认为应当抓紧一切可能，迅速与对苏区南线威胁最大的东北军达成协议。彭德怀据此于2月3日及6日又两电王以哲，提出即刻派李克农再赴洛川，就双方共同抗日救国问题进行具体商讨。